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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前海要做好“深港融合”大文章,推动香港再次辉煌

2023年12月25日 来源:南方+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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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2月21日,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重磅发布《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》(下称《前海总规》),为前海持续扩大开发开放按下“加速键”。

  立足新的发展阶段上,前海将如何“乘风破浪”,就“深港融合”这篇大文章进一步深化细化?如何“面向世界”,进一步接轨国际?南方日报、南方+专访了著名学者、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。

 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指出,深港融合是国家战略问题,前海作为国家战略布局之一,其设立本身就为了香港。如果只是把香港变成一个内地的城市,那意味着香港的衰落。让香港再一次辉煌,才意味着战略成功。所以一定要做好“深港融合”这篇大文章,清单式梳理香港和前海各自的比较优势,达成进一步合作,避免内卷和竞争。

  人物名片

  郑永年,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教授、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,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,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,中国问题专家,长年致力于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。

  观点金句

  如果只是把香港变成一个内地的城市,那意味着香港的衰落。让香港再一次辉煌,才意味着战略成功,所以一定要做好“深港融合”这篇大文章。

  我们一直在强调制度性开放、高水平开放以及和国际规则对接。香港的规则是国际化的,我们跟香港规则对接了,就是跟国际规则对接。

  香港如果现在再去搞制造业,也就是再工业化,就没有必要了。因为过一条马路、一座桥,就是制造业技术转化水平很高的深圳,两者可以互补。

  前海和香港只有意识到各自的比较优势,大家才有可能达成合作,避免“内卷”。

  香港跟DEPA和CPTPP标准对接均没有问题,因而深圳可以借力香港,实现“高水平开放”,探索既开放又安全的机制。

  前海的制度创新是领先的,各方面规则确实不错,但还有提升空间,尤其在系统化方面,不要太碎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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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者:《前海总规》赋予了前海“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”的新战略定位,前海如何在深港合作中进一步扮演好先行先试者的角色,未来应重点在哪些领域进行突破?

  郑永年:深港融合是国家战略问题,前海作为国家战略布局之一,其设立本身就为了香港。一定要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考量“如何帮助香港恢复它往日的辉煌和繁荣”,尤其是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 

  如果只是把香港变成一个内地的城市,那意味着香港的衰落。让香港再一次辉煌,才意味着战略成功,所以一定要做好“深港融合”这篇大文章。

  我一直提倡大湾区要构建第二个金融中心。我们已经有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中心,为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服务。现在必须构建一个以香港、深圳、广州这些中心城市为据点,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第二金融中心,可以跟华尔街比较、甚至竞争的中心。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,下一步不仅深圳发展会遇到很多瓶颈,国家的发展都会遇到很大瓶颈。

  记者:《前海总规》提出要探索香港参与前海发展新模式,您觉得目前具备了怎样的基础?未来还需要加强哪方面的衔接和推广?

  郑永年:这就要看香港和前海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哪里,一定要仔细地、清单式地梳理一下。

  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,从金融服务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消费者权益保护、基础教育、高等教育,到社会服务等很多方面的规则规制、标准管理是世界领先的,是为世界所接受的,这是它的优势;而我们的优势是科创、制造业、应用技术的转化,还有相对较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。只有意识到各自比较优势是什么,大家才会达成合作,尤其是要避免出现内卷。

 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制度性开放、高水平开放以及和国际规则对接。香港的规则是国际化的,我们跟香港规则对接了,就是跟国际规则对接。当然我们也有很好的方面,比如深圳的新能源领域、互联网领域,这些香港所没有的规则,我们可以加上去。

  香港的短板是它的制造业,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其制造业就转移到珠三角地区。香港现在再去搞制造业,也就是再工业化,就没有必要了。因为过一条马路、一座桥,就是制造业技术转化水平很高的深圳,两者可以互补。所以,只有意识到各自的比较优势,大家才有可能达成合作,避免“内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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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者:《前海总规》提到了许多对标国际或者加强对外合作的内容,而且指出前海要在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,您怎么看?

  郑永年:从国际对标角度而言,一定要把香港考虑进去。香港很多规则、标准、管理,一直在世界领先,是高度国际化的,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,但现在国际社会又出现了更高的规则标准CPTPP(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),以及数字经济方面的DEPA(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)。

  香港跟DEPA和CPTPP标准对接均没有问题,因而深圳可以借力香港,为国家做一些事情,也就是实现“高水平开放”。数字经济方面一下子加入DEPA变成跨国的模式可能比较难,可以考虑在“一国两制”制度下,从跨境做起,以前海、香港、澳门为试点,从数字经济系统中探索一条道路出来。

  我们常说高水平开放、制度型开放,这种抽象概念如何具体化?前海可以通过跟香港合作让大家能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,尤其在接轨CPTPP和DEPA方面,可以探索出既开放又安全的机制。我们要实现全面开放、有效管理,而非有限开放、无限管理。

  南方+:在大湾区提出“制造业当家”,深圳提出“制造业立市”的背景之下,以现代服务业为增长点的前海,要发挥怎样的作用?如何去助力制造业当家?

  郑永年:整个广东省就是制造业当家,深圳发展起来本身也是以制造业为主。但不要把制造业跟服务业对立起来,实际上大量的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。

  比如,金融这一块,国家已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。我们可以先立后破,去探讨如何服务于制造业,包括应用技术的转换、基础科研等。服务业跟流通相关,是科研领域、金融领域的基础,深港两地服务业的融合可以参考欧盟标准,尤其是在人、财、物的流通方面。现在还有一些阻力,前海可以系统梳理一下,一项一项改进服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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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者:“前海总规”强化了“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”的定位。您如何评价多年以来,前海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?下一步应怎么做?

  郑永年:我觉得前海制度创新是领先的,各方面规则确实不错,但还有提升空间,尤其在系统化方面,不要太碎片化,目前有的创新长度、广度,甚至深度还不太够。

  以前我们看到新加坡、香港的某些规则很好,总想挑出来学习,但要意识到,这些规则跟其他方面领域的规则是互相深度嵌入的,是互相影响、互相促进的,不可能把某一条规则挑出来学。

  当然,也不可能全盘照抄,而要通过一条条梳理,以我为主、为我所用的学。学了一段时间后,还要系统梳理、整合一下,看看这些规则互相之间怎么协调,是不是有发生冲突的地方,下一步怎么扩散、提升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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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者: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即将迎来发布5周年,随着《前海总规》出台,您觉得未来前海在大湾区将扮演什么角色?

  郑永年:前海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,不仅要搞好自己,还要具有扩散效应,围绕规则、标准、管理,在制度性的开放上大做文章,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,成为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抓手。

  20世纪80年代设立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,既是把它作为一个抓手,也是作为一个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样板,现在这些经验已经扩散到全国各地,表明深圳1.0版本开放的任务使命已经完成了,现在进入到2.0版本的开放,即制度性开放、规则标准管理的开放,也就是高水平的开放。深圳尤其前海怎么做,这是深圳人的新使命。

  【统筹】张玮

  【撰文】蔡敏玲 张佳欣

  【拍摄】谢昊燃

  【剪辑】王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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