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东省商业航天产业促进会会长、中科宇航董事长兼总裁杨毅强：从广东出发逐梦中国商业航天“新蓝海”

　　1970年，也就是“长征一号”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送上太空的那一年，成立14年之久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（下称“航天一院”）迎来了它的沸腾时刻。

　　这一所由钱学森先生组建的研究院，是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。1987年，当20岁的杨毅强走入航天一院时，听说了更多关于这里的光辉岁月，但他没有想到，有一天能担任“长征十一号”火箭总指挥，一次又一次地目送自己参与研发设计的火箭飞离地球表面，奔向太空。

　　2018年，在“国家队”扎根31年的杨毅强，转身奔向商业航天的创业洪流，成立了中科宇航。眼下，中科宇航已在广州南沙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系列化火箭生产基地，也成为广东商业航天领域的“独角兽”企业。

　　10月14日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《广东省推动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8年）》。在杨毅强看来，这是一场美丽的“双向奔赴”——广东工业基础雄厚、科研实力突出、营商环境优越，是发展商业航天的最好土壤。他说，逐梦苍穹的人生后半场，便是实现更多普通人的“飞天梦”。　

　　从大湾区奔向星辰

　　国内咨询机构预估，2024年商业航天市场规模约2.34万亿元。

　　10月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《广东省推动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8年）》，提出将加大金融、科技、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，打造“粤星粤箭”品牌——这让杨毅强感到振奋：实践证明，在广东扎根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　　记者：传统航天工业一般坐落在北方的重工业城市，中科宇航为何落地广东？

　　杨毅强：传统航天工业扎根内陆，主要是上世纪50、60年代战备和保密的考量。但商业航天需要离市场更近，大湾区的营商环境、地理位置、工业基础等恰好是培育市场的土壤。

　　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良好的港口和强大的造船能力，可开展海上火箭发射。广州的工业实力雄厚，科技实力突出，还为我们开展技术研发提供了人才支撑。在与广东各级政府的接触中，可以感受到他们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，对产业投资带动发展有精准的理解，为产品的落地提供了真心实意的帮助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

　　在政策支持方面，这些年广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，包括开展核心技术攻关、建设协同创新平台、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，这也为我们搭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打上了“强心剂”。

　　记者：推动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，您认为广东可以从哪些方面探索发力？

　　杨毅强：商业航天的发展是国家需求、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三者相互作用，相互驱动的结果。广东商业航天当前处于“两端强，中间弱”的局面：在基础端，我们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科研能力，比如芯片与通信技术；在应用端，也有新能源、无人驾驶领域的企业布局，市场前景广阔；“中间弱”是指广东目前尚缺乏满足国家需求、同时符合大湾区特色的卫星和星座的应用——这也是我们下阶段需要努力的方向。

　　比如，不少国家和地区对空间技术的应用及合作表现出强烈的需求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空间技术优势，以及大湾区开展海上发射的区位优势，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共享技术红利，推动火箭商业市场壮大与发展。

　　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，商业航天有望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。未来，希望广州明确发展目标和定位，凭借地处大湾区的各方面优势，努力建设成为“中国商业航天的第一极”。比如规划建设“南方航天港”，聚集火箭、卫星应用企业以及配套的产业链，同时也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作出贡献。

　　在钱老的书中重拾童年旧梦

　　1987年，20岁的杨毅强刚刚大学毕业，来到航天一院。这所由钱学森先生组建的研究院，是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。彼时的他没有想到，有一天能担任“长征十一号”火箭总指挥，一次又一次地目送自己参与研发设计的火箭飞离地球表面，奔向太空。

　　记者：您和航天事业是如何结缘的？

　　杨毅强：我投身航天事业最早是受父亲的影响。他是一名军人，在解放战争中随部队转战华北、大西北、西南地区，也参加过黔东南剿匪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由于各种原因，没能和战友们一起北上参与创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”（“哈军工”），心里一直比较遗憾。

　　多年后，父亲送我读高中时，在众多大学的招生简章中，他一眼看到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。他对我说，这就是以前的哈军工，你就考这个学校！

　　记者：您当时还很年轻，那是什么让您坚定将航天作为人生志业？

　　杨毅强：现在想来，可能一切在冥冥之中已注定。小时候在老家山西，我和伙伴们常用高粱秆做弓箭玩。为了增加射程，我们一点点琢磨试验，先绑上铅丝来配平，又绑好“窜天猴”，再点燃“发射”。那时冬天的农村，我记得天很黑，没有路灯，但这个“箭”可以射得很远，在夜空中格外显眼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对浩瀚的天空产生了好奇。

　　这份好奇在我进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后第一次得到回应。那年我只有16岁，专业是飞行器系统工程。这个专业成立于1979年，是钱学森先生在总结我国“两弹一星”组织管理的基础上，根据全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而创办的。我的第一门选修课就是钱老的《星际航行概论》，此后的学习中，我逐渐看到了童年遐想变为现实的可能，也坚定了投身航天事业的决心。

　　见证中国航天跨越式发展

　　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历史总共有68年，杨毅强经历了其中的37年。在他看来，从步履蹒跚到实现跨越发展，得益于国家战略的支持，以及数代航天人的坚守。

　　记者：中国航天曾经走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，但很快后来居上。能否谈谈您眼中的这段历史？

　　杨毅强：我刚刚进入航天一院的那个年代，我国航天事业一度处在低谷。到20世纪90年代，我们和法国、日本、俄罗斯、美国差距还比较大，还经历过大量的人员流失。任务量也很少，几万人的单位，一年也就发射3到4次。

　　后来实现跨越式发展，我认为得益于两个原因。一是“嫦娥工程”等国家重点工程的陆续上马，为我国航天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；二是20世纪90年代起，中国航天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发射市场，标志性事件是“长征二号”捆绑式火箭（下称“长二捆”）搭载澳大利亚卫星的成功发射。

　　长二捆的需求就来自海外，按照合同约定，我们要在一两年内完成新型大推力火箭的研制和试验发射，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先例。

　　许多国外科学家认为至少需要三五年，甚至十年才能完成，但从签订合同、完成草图、组装并成功发射，我们只用了18个月。火箭成功发射后，外方团队也很钦佩。此后，中国以最快速度、最小成本拿下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，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航天的实力。那时我主要负责某国家重点型号组织管理工作，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二捆研制，但见证了这段历史。

　　记者：从技术视角看，您认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因是什么？

　　杨毅强：原因有三个层面。第一是科研能力，比如以前都是拿图板画图的，后来有了计算机辅助设计、计算机仿真手段以及数字化样机和虚拟制造等，推动设计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；第二是试验能力，这意味着我国技术的迭代速度大大加快；第三是生产能力，在走出实验室后，产品能很快完成生产，让大家感受到发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。

　　2007年前，我们用了30多年才实现了100次发射。到2014年，这个时间被压缩到7年。而2022到2023年的两年间，我国就进行了超过100次火箭发射任务，真正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提升。

　　迎接商业航天的“春天”

　　2018年，国内外商业航天市场成为新蓝海，杨毅强决定“下海”创业。2024年11月，“长征十二号”运载火箭腾空而起，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事业迈出关键一步。在杨毅强的设想中，人类开始寄希望于依靠商业力量征服太空的时代更近了。

　　记者：从“国家队”的总指挥到商业航天创业者，您是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的？

　　杨毅强：回头看，真正的创业“起点”可追溯到2010年，“长征十一号”（下称“长十一”）的研发时期。与长征系列的其他型号不同，长十一是小型固体运载火箭，并没有明确的卫星任务、部署计划和市场需求。我们投入研发的初心，是因为看到了小卫星和快速响应发射的商业市场前景——这与传统的航天思维方式非常不同，是一种“未雨绸缪”，也是一次商业上的“冒险”。为了给长十一寻找市场出路，从立项到对研制方向的把握，团队都下了不少心血，还接触了第一批商业航天企业，确定了走商业化、国际化道路，陆续促成一批合作，可以说前些年长十一支撑了初创商业卫星公司的发展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长十一是一次“体制内的创业”。

　　记者：您曾说过我国商业航天的“春天”最迟在2027年。目前我们处于哪一阶段？

　　杨毅强：我们已看到希望曙光。当前，GW星座计划、千帆星座计划等卫星星座正在大规模组建。未来5到10年，中国的卫星部署数量将达到3.5万颗以上。发射成本降低与发射需求增长，将带来成批量的发射订单。

　　商业航天大规模市场化的应用，将很快出现。进入太空对普通人来说不再是遥远的梦想，而是触手可及的计划。届时火箭发射将不再是新闻，就和如今的快递物流一样寻常。与此同时，一些独属于商业航天的商业模式也将陆续出现，比如太空旅行。

　　记者：眼下广东正积极布局商业航天产业链发展。对此，您还有哪些计划？

　　杨毅强：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，必然也会为产业规划、公共平台建设等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。我非常欣喜地看到，广东在这方面已经有明确的规划与部署。不久前，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广东省商业航天产业促进会正式揭牌成立，中科宇航是会长单位，我也有幸成为首任会长。依托这一开放交流平台，我们将积极助力推动省内外商业航天企业的合作，推动技术、资本和人才的深度融合。我相信，在不久后的未来，优质航天产业将集聚粤港澳大湾区，为科技强国、航天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。

　　（记者 孟健）